技术互助主义
简体中文

历史

理念的渊源

技术互助主义将两个古老的理念——互助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与我们时代的挑战结合在一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先是被用来收租,如今被用来监视和控制。以下是它们各自的简要历程,以及为什么2020年代的工具改变了可能实现的图景。

互助主义:平等者之间的相互帮助

互助主义认为,普通人可以通过汇集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以平等的身份满足自身需求,无需老板或慈善机构居高临下。法国思想家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在19世纪40年代推广了这一名称,该词源自里昂的丝织工人,他们当时已经自称为互助主义者。他构想劳动者通过一家几乎不收利息提供贷款的“人民银行”,公平地交换劳动成果。但这种实践远比这个名词古老得多。

  1. 自古以来 丧葬互助会、收成互助、轮转互助储蓄会。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数以百万计的人至今仍以此种方式储蓄和借贷。
  2. 1827 乔西亚·沃伦(Josiah Warren)在辛辛那提开设的时间商店(Time Store)根据投入劳动的时长来为商品定价。
  3. 1832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伦敦创办的劳动交换所(Labour Exchange)让手工业者使用“劳动券”交换商品。由于文书繁重以及积压了没人想要的物品,它在两年内倒闭。
  4. 1844 英格兰北部的一小群劳动人民(其中许多是纺织工)创立了罗奇代尔先驱社(Rochdale Pioneers),开设了一家由顾客拥有的商店。他们的原则成为了全世界合作社的典范。
  5. 1849 蒲鲁东的人民银行吸引了数千名支持者,但筹集的资金很少,后来由于他在出版物中攻击总统被定罪入狱而被迫关闭。
  6. 1864 弗里德里希·莱夫艾森(Friedrich Raiffeisen)在德国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如今拥有数亿会员的信用社均源于这一理念。
  7. 1932 奥地利小镇沃格尔(Wörgl)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当地工程得以修建,失业率下降(具体程度仍有争议),直到奥地利国家银行于1933年将其叫停。
  8. 1934 瑞士企业创立了 WIR 网络:它们彼此提供信用,而不是向银行借贷。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在运转。
  9. 1983 迈克尔·林顿(Michael Linton)在加拿大科莫克斯山谷发起了第一个 LETS(地方交换交易系统)。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地涌现出成千上万个同类系统。
  10. 1990年代 斯洛文尼亚运营一项国家服务,清理企业之间未付账单的债务环:如果 A 欠 B,B 欠 C,C 欠 A,这些债务在无需任何货币易手的情况下相互抵消。该系统至今仍在运行。
  11. 2001 阿根廷始于1995年的物物交换俱乐部在经济崩溃期间迅速发展:数百万人通过它们进行交易。后来,俱乐部因充斥伪造和超发的纸质信用凭证而走向失败。
  12. 2010 Sardex 在撒丁岛开始交易:金融危机后,数千家当地企业转为依赖互助信用进行交易。

这一模式不断重复。互助项目一开始运作得非常出色,但随后许多项目都会撞上相同的瓶颈。

互助主义不断撞上的高墙

  • 簿记繁琐

    每笔交易都必须手写记录、核算并邮寄给成员。LETS 小组往往依赖一两名志愿者,许多组织在这些志愿者筋疲力竭后便难以为继。

  • 伪造与滥发

    纸质凭证可以被仿制,掌控印钞机的人也会超额印发。这就是导致阿根廷物物交换俱乐部覆灭的原因。

  • 对记账人的信任

    成员必须相信记账人能够廉洁诚实,而自己却没有任何核验手段。

  • 距离限制

    在一个城镇行之有效的群体很难与邻近城镇交易,因此大多数项目规模太小,难以形成气候。

  • 被迫关停

    从蒲鲁东的银行到沃格尔,依赖某一个人或某一张牌照的项目都很容易被叫停。

  • 搭便车者

    只透支信用却从不回报的人拖垮了小型群体,而没有人愿意承担催收债务的差事。

市场社会主义:没有主子支配的市场

在20世纪30年代,包括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在内的经济学家提出,可以保留价格和市场——因为它们在使供给与需求匹配方面表现出色,同时改变所有权的归属。不再由私人所有者攫取利润,而是由工人和社区拥有企业并共享所得。

这一想法以不同的形态被尝试过。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南斯拉夫在一党制国家内部以“工人自治”模式运营企业。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始创于1956年的蒙德拉贡(Mondragon)合作社发展成为该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其资产主要由工人拥有。诸如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著有《经济民主》)和约翰·罗默(John Roemer)等思想家不断完善这一构想。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由学者特雷博尔·舒尔茨(Trebor Scholz)推广普及的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将同样的想法引入应用领域:司机、保洁员、摄影师和音乐家拥有并运营他们提供服务的平台,而不是租用别人的平台。

技术互助主义属于这一阵营。它保留了市场这个有用的部分,并改变了三件事:谁拥有市场、谁创造信用,以及谁能查看和修改规则。它与早期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等待政府。社区今天就可以依靠自己拥有的工具自行启动。

从收租到控制:我们正在应对的难题

2020年,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杜兰德(Cédric Durand)将数字经济描述为技术封建制。2023年,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其著作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技术封建主义:是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 中作了进一步阐述。

他的核心论点是:亚马逊、苹果、谷歌和 Meta 等大型平台不再是市场,而是庄园。在他看来,它们拥有人们进行买卖和交谈的土地;卖家为了被准入,必须在每笔销售中支付提成;而用户则免费打工——发帖、评分和评论,使平台更有价值。瓦鲁法基斯将所有者的收入称为云租,而将我们其余的人称为云农奴。

封建领主不需要生产最好的产品。他们拥有每个人都必须使用的土地。危险正在于此:并非技术本身有害,而在于拥有平台的人就拥有了平台上的一切人。

收租只是第一阶段。2019年,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揭示了这些公司如何将我们的行为转化为对我们未来行为的预测并对外兜售。收集用来向我们推销商品的数据,如今已与警务和军事系统相融合;一些为我们筛选信息流的公司,现在正构建用于筛选目标的软件,供越来越多自主决策的无人机使用。

2026年,娜奥米·克莱恩与阿斯特拉·泰勒在 End Times Fascism [末世法西斯主义] 中给下一阶段命了名:科技亿万富翁、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与族群民族主义者的联盟,他们已经放弃了共享的未来,并规划谁能在其助推的崩溃中幸存。少数人享有地堡,其他人面对高墙。

技术互助主义对每个阶段的回应都是一样的:改变土地的所有权。由使用工具的社区所拥有的工具,不可能自上而下被调转枪口对准这些社区,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顶层。

技术带来的改变

互助主义失去阵地,并不是因为这个理念本身有误。两个世纪以来,记账、信任陌生人以及在城镇之间结算交易一直缓慢而昂贵,这种高成本有利于能够进行规模化运作的巨头:大银行和大公司。软件使这些工作几乎零成本,而且成员可以拥有软件。

曾经阻碍互助主义的每一道墙,如今都有了成员自己可以拥有的技术解答:

  1. 簿记 → 软件

    手机应用在交易发生瞬间记录每笔交易,并向每个成员显示其自身余额。没有志愿者需要在深夜寄送账单。

  2. 伪造 → 签名

    每笔付款都用只有付款人持有的私钥进行签名。伪造的付款根本无法通过核验:根本没有可以复印的纸张。

  3. 滥发 → 零和信用

    在互助信用中,每一笔贷记都有相匹配的借记,因此所有余额相加始终为零。没有人能超额增发,因为根本不存在印钞机。

  4. 信任记账人 → 开源代码

    规则是开源软件。任何人都可以确切查阅余额、额度和手续费是如何计算的,规则的每处变更都是公开的。

  5. 距离限制 → 联合网络

    社区运行自己的服务器并通过互联网互联,因此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可以与肯尼亚的一个小镇直接交易,无需中间的某家中央公司。

  6. 被迫关停 → 处处有副本

    开源软件无法被没收。如果一台服务器被关停,社区可以在别处恢复其记录并继续运行。

  7. 搭便车者 → 累积信用额度

    信用额度随着成员的交易记录而增长,因此新来者无法在累积巨额债务后凭空消失。

而且它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互相交易的社区可以像斯洛文尼亚在企业之间所做的那样清理债务环,从而使一个城镇对某个邻居的盈余可以抵消其对另一个邻居的欠款。

这些都不是魔法,也不能替代优秀的人。它们只是接管了以往落在少数志愿者身上那些枯燥、易出错且容易滋生腐败的工作,让大家能够把精力倾注在彼此身上。

软件做不到的事

软件可以保持诚实的账目并连接社区。但它无法种植粮食、生产能源或建造房屋。一个使用自己的信用交易、但在粮食、能源和工具上仍依赖遥远供应商的社区,只拥有其经济的一半。

另一半是实体的:本地食物、共享工具与工坊、社区能源、共同持有的土地。这正是技术互助主义下一步必须拓展的地方,其中大部分工作仍有待我们去完成。